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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大学评价,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访天津大学党委书记刘建平


2015年06月18日


  导读: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推进管办评分离,理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评价”是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20147月下旬,在第24次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上,咨询报告以“评价”为切入点,从大学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三方面讨论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那么,为什么要以“评价”作为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切入点?如何看待大学评价所带来的不同声音和潜在风险?大学评价会不会增加教师的负担?如何看待科研评价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科学合理的评价应该有哪些要素和特征?评价结果是否要与利益或资源配置挂钩?如何看待政府在大学评价中的作用?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体系?推行与完善大学评价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围绕这些问题,本期“高端访谈”栏目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实行主席、天津大学党委书记刘建平进行了专访。

  改进大学评价,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访天津大学党委书记刘建平

  记者 张男星 姜朝晖

  大学评价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很好地促进教育体

  系的综合改革,有效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如果过去的单项改革是一首非常优雅的钢琴曲,那么,综合改革就是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这样的综合改革必须是高校、政府、社会都得动起来,都得有改革的意识,都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以及改革的意义。改革进入这样一个表面看似无新问题的阶段之后,大家特别需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综合改革是一项很难的工作。但不能说有难度,就没办法做。再难操作的东西,总是有办法的,就看大家肯不肯下决心找办法了。很有可能通过评价把改革革到利益者头上了,甚至革到自己头上了,但真正的改革就是这样的。现有评价导向和政策支撑明显脱钩,这让许多学校困惑。这些脱钩及其导致的困惑与混乱,是最大的改革障碍。合理的评价就是要引领引导不同高校(当前状况下尤其是地方高校)的特色发展,并且通过评价逐渐放宽地方大学的资源配置权,激活其办学活力。

  《大学》:刘书记,您好!全面推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今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会的重要提议,是以“评价”为切入口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作为咨询会实行主席,您如何看待大学评价之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作用?

  刘建平书记(以下简称刘书记)我认为大学评价不一定,也不可能解决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的所有问题,但是大学评价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很好地促进教育体系的综合改革,有效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如果过去的单项改革是一首非常优雅的钢琴曲,那么,综合改革就是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这样的综合改革必须是高校、政府、社会都得动起来,都得有改革的意识,都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以及改革的意义。只有大家都动起来,都改革,事情才能做起来。其间,不排斥有属于不同高校自己需要改革的内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高校层面做不了的事情,甚至是高等教育也做不了的事情,这就必须要通过国家层面来整体推动、综合实施。如何推动?“评价”是很好的一个手段。

  其实,很多事情或问题,很早就提出了,就是推不动。比如,最近的56次咨询会,刘延东副总理都多次提到要办出大学特色,但大学落实得并不好。原因是评价指挥棒牵引或规定着高校只往一个方向走,只往一个标准靠。大学的所有资源配置都是按照这个体系来配置的,并没有按照办出特色体系来配置,如何办出特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同时,也得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学校评价学生的规章制度,是看出勤或来不来上课,还是看学生的想法或创造,是否在上学期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就涉及到如何创新学生评价的问题。包括这些年“高考加分”、“管办评分离”这些词,以及“处理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都不是新词,还在袁贵仁部长做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时他就提出来了,至今过去16-7年了却仍不过时。

  改革进入这样一个表面看似无新问题的阶段之后,大家特别需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推动大学评价指挥棒发生变化,对教师、学生、管理层,都有一个正确的科学评价。要用合理的评价来撬动或加大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并带动相关各方激发与聚集改革热情和动力。

  《大学》:大学评价旨在撬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否承受得起评价能够承受的困难?

  刘书记:综合改革是一项很难的工作。试图撬动综合改革的评价也是一项很大难度的工作。但不能说有难度,就没办法做。再难操作的东西,总是有办法的,就看大家肯不肯下决心找办法了。因为,很有可能通过评价把改革革到利益者头上了,甚至革到自己头上了,但真正的改革就是这样的。目前有不少评价是在自说自话,隔靴搔痒。学校感觉怎样?学生感觉怎样?不得而知。所以,大家要不断探索合理的评价。

  天津大学实施了4年的学生评价,完全打破空洞意义上的学生打分,而是切实从学生视角评价学校的办学状况与质量,这些通过大规模有效收集的学生评价数据及结果对办学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生收获很大,学校收获也很大,是双赢的评价。至少这样的评价对天津大学开展内部综合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学》:您认为,现有评价及管理在哪些方面阻碍着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

  刘书记:现有评价导向和政策支撑明显脱钩,这让许多学校困惑。这些脱钩及其导致的困惑与混乱,是最大的改革障碍。

  比如,对大学科研成果的评价。科研成果转让率被普遍运用于大学评价,旨在推动大学科研为社会服务,提高大学科研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大家也总在说我国科技成果转让只有10%的比例,而西方国家有40%,并就此评价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科研质量不高。为什么低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政策的不完善导致的,评价与政策脱钩了。其实,美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有类似低转化率的问题。后来他们出台了一个《拜杜法案》,虽然国家投入项目的研究,但高校及科研院所有项目成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科技成果转让率一下就上来了。

  但我国的大学不拥有对科研成果的转让收益权,甚至连处置权都很微弱。教育部今年才出了一个文,认定800万以下的项目,学校可以有成果处置权;转让的话,其收益学校是无权支配的。相比800万以下的处置权,高校更需要收益权,高校要有权利来分配成果转让经费。比如750万的转让费,学校可以安排奖励给个人300万,甚至更多。这样才能激励个人的科研创新。李总理总理在72号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科技成果转化问题。

  再举个例子。前不久南开大学有个张伟平院士,和国外同行在顶尖杂志联名发表了文章,并按字母顺序排名在二。但是大家国家科技信息研究所统计只统计第一编辑的单位,不管第二编辑的单位。这就是国家政策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家强调创新引领驱动发展战略,尤其注重协同创新;现在教育部也在推动2011创新计划。如果评价标准是这样的话,谁还愿意协同?!一篇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只有一个人的单位算科研成果,教师还愿意去协同创新吗?!大家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有个别的造假的,搭便车的,就把所有的都废了。现在的研究都是跨学科、多领域的多学科共同进行完成的。大家的国家战略与政策倡导与呼吁协同创新,但现在的评价政策却不支撑协同合作,该怎么办?

  《大学》:您提出“大学评价不是简单的价值衡量,更是一种价值导向和理念引领”,这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改革与发展观?

  刘书记:大学评价不是要在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之间或不同高校之间进行价值衡量,因为,从价值而言,中国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存在都有其价值,但关键是要对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进行办学导向和引领。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没有全国高校整体水平的提升,仅仅靠少数高校的发展,其整体水平是上不去的。地方高校不能同质化,既不能与直属高校同质化,也不能内部之间同质化。合理的评价就是要引领引导不同高校(当前状况下尤其是地方高校)的特色发展,并且通过评价逐渐放宽地方大学的资源配置权,激活其办学活力。

  我国地方大学的人、财、物配置权实在太有限了。这些自主权在教育部高校中不存在或问题较少,但是地方高校的人事权力基本在省里人社厅,无一例外。去年参加一所地方大学的发展研讨会,有位副省长去了,地方大学的书记和校长不便提意见和建议,我就提了这个人事权的问题。如果地方大学的人事权都在人社厅,那么来校工作的人如果不合适大学,是不是还可以给政府退回去?人事权是国外大学办学的最基本的权限。如果用人退人的权力都没有,大学如何提高教师质量。副省长说争取一年之内能够把这个权放下去。但估计很难,如果他不主管人社厅,那就更难了,但类似这样的难题是许多省都存在的问题。

  再如财权,高校只有20-30%经费的自主权,其他都是专项投入。专项投入的钱都是有规定的,“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这么大份额的专项让校长怎么去统筹优化资源,如何去办学?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上海综合改革的报告,上海市地方高校的财政比例是3:7,在这么发达的城市,高校经费自主权也只有3成,专项占了7成,可想我国偏远地区的自主比例会更低。财政厅并不知道高校哪块用钱,如果规定得死死的,都是专项,并不利于各高校发展。这就需要改,需要给高校放权。

  今年我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关于给地方高校简政放权。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提升质量,就很难,况且政府还要监管和评价。至于钱怎么花,要相信大家这些高校的校长,而且审计和考核以及各种监管机制会越来越完善。放权的大小,可以作为评价的驱动力量来做。

  如果不与利益挂钩,大学评价有意义吗?!评价结果

  对高校资源配置一定具有积极作用。国家投入大学以年度拨款、专项拨款、绩效拨款,如果大学有了相应的成果和效果,就要继续给予支撑;反之,就不再支撑或调整支撑比例。改革开放到今天,不会因为不利因素的存在就会阻止发展;相反,没有风险的改革反而会影响改革的深度与进程,尤其是处于深水区的改革现状。改革评价是为了什么?大家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是为了推动工作和改革发展而评价。绩效拨款我是赞成的,但是怎么更科学合理就关乎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了。许多不满或质疑都是以往不科学的评价造成的,但并不等于不评价是合理的。中国社会还没发展到那样一个自律的且资源足够富足的阶段。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合理的评价必须要有,如果没有的话,不现实。杜绝数据造假,需要全社会环境的氛围,以及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无论怎样,大学评价,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做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大学》:大学评价应该影响大学的资源配置吗?换言之,评价结果是否要与大学的利益挂钩?

       刘书记:如果不与利益挂钩,大学评价有意义吗?!评价结果对高校资源配置一定具有积极作用。资源配置虽然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但坚持下去后肯定有用。根据各种类型的高校办学定位和需求,国家投入大学以年度拨款、专项拨款、绩效拨款,如果大学有了相应的成果和效果,就要继续给予支撑;反之,就不再支撑或调整支撑比例。

  从拨款来看,我的建议是基本拨款要保证,专项拨款适当减少,绩效拨款要合理并适当加大。绩效工资太大也不妥,太大的话,会影响教师基本生存,影响学校稳定,特别是会影响教师自由研究探索的积极性。大学中的许多事情不能都事先设定好,要更关注其结果和绩效,一定要给高校留出充分的自主权,比如拨款等关涉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大事情。

  《大学》:推行大学评价,尤其是与利益挂钩的绩效评价,会存在潜在风险,您如何看待?

  刘书记:这个风险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翻不了天。改革开放到今天,不会因为不利因素的存在就会阻止发展;相反,没有风险的改革反而会影响改革的深度与进程,尤其是处于深水区的改革现状。不利因素的影响,会带来少数或局部性的风险,不会影响整个教育大局。如果国家对高校大的治理体系不变,不会因为改革风险而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有点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再说,大学评价,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如果人家没做过,大家第一个吃螃蟹,那可能会有许多问题。但是,世界都在做,只要大家的评价指标体系合理,就没有问题。况且,绩效评价是有意义的。

  改革评价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学生、教师获得更好地学习与工作环境和资源,是为了学校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条件,是为了人民群众更满意,我想大部分人会支撑的。大家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是为了推动工作和改革发展而评价。

  《大学》:绩效拨款如何解决高校绩效增长的缓慢性问题?毕竟,高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增长会更困难?

  刘书记:绩效拨款我是赞成的,但是怎么更科学合理就关乎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了。如同985工程3期对ESI的排名有个奖励一样。前百分之一的学科奖励100万,前千分之一的学科奖励450万。我觉得是合理的。如果已经达到了千分之一,还可以再设计万分之一。在这样的指标下,临床医学在全世界有30万个单位,能够进入万分之一,一定是水平极高的了,奖励4000万都可以。所以,指标体系的设计要随着阶段发生变化。如果指标体系没有变化,就没有奔头了。另外,国家在绩效拨款时,可以多设置几个档。例如,在百分之一和千分之一之间,也可增设一个五百分之一。这样的指标对有些高校而言,是既需要一定努力,但努力又是可以够得着的。

  《大学》:有人担心,大学评价会导致高校“GDP主义”流行,您如何看待评价中的质量和数量关系?

  刘书记:国家这么大,没有GDP行吗,肯定不行。惟GDP不行,但没有GDP更加不行。要是没有GDP,老百姓不都失业了,则是更大问题。这就要辩证的看待。现在,不少人要在其他领域谈点意见很难,但教育问题都能说上几句,甚至有些媒体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

  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以天津大学为例,在20062007年的时候,学校提出对教师科研论文不再考核,只要质量,不要数量。做了4年,发现不行,就是那几年,包括SCIEI等的文章停滞不前。这几年天津大学既抓数量,也抓质量;结果数量上去,质量也上去了。以973项目为例,2001年后的很多年每年只有1项,但2011年开始有2项,20122013年都是4项,今年也会有2-4项。此外,专利这些年也在不断的提升,至2013年底,有效发明专利1644件,去年学校的专利拿到了国家金奖,这是天津市近十几年没有过的。这都表明,成绩的取得和评价指挥棒是有关的。

  《大学》:您如何看待现实中对评价的不满或质疑?有的是来自评价本身的,有的是来自评价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刘书记:这是正常的。许多不满或质疑都是以往不科学的评价造成的,但并不等于不评价是合理的。中国社会还没发展到那样一个自律的且资源足够富足的阶段。整体看,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思想道德水平,都还没到不用外在评价也会扬鞭自奋的水平。但也不排除一部分和相当一部分老师把它当成事业爱好,文章照样发,教书育人同样严格要求自己。说句不中听的话,如果不要外部监督,不考核教学和科研,不少教师就都挣外快去了。国外大学也要评价,包括美国,特别在欧洲,都在做评价。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合理的评价必须要有,如果没有的话,不现实。

  评价实施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数据造假。国家层面的一些评价,如果发现造假,必须要严肃加重惩处,必须要有严厉的体制,让高校不敢去造假。如果造假成本很高,高校就不会这样。谁造假,谁负责。如果不严格管理,很多就不了了之了。从指标体系来说,相对来说就更加科学了。杜绝数据造假,需要全社会环境的氛围,以及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

  无论怎样,大学评价,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做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大学评价所包括的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

  有难度。最难的当然是学校评价,它牵涉的面太多,也很复杂。它的难度突出体现在学校与社会如何有效联动。第一,关注评价方式。合理的评价,科学的评价,古今中外,国内国外,都是在做的。第二,坚持立德树人,关注办学质量。

  国家一定要出台相关政策,即如何宏观上引导管理统筹这些高校,具体到分类定位上,让高校自己归属去。如果没有差别,怎么分出学校高层次,趋同化就难免,还可能出现造假,评价也就没有意义了。评价是指挥棒,可以推动高校发展动向及改革方向。给管理部门增加了工作量,这个很正常,这就要提升学校管理效率和水平。能在管理部门做的,绝对就不要教师去干,让教师一门心意搞好教学和科研。

  《大学》:您认为,大学评价改革的难度在哪里?

      刘书记:大学评价所包括的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都有难度。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基本属于学校内部评价,它的难度突出体现在缺乏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学校个体的评价改革也不一定能与国家对大学的管理要求或利益相一致,反过来学校内部的这些评价也很难做了。比如,这几年天津大学在做教师人事代理改革。博士毕业,工作6年以后考核评估,考核合格就留下,反之走人。国外的终身教职轨道(Tenure track)都是这么做的。天津大学坚持多年,证明是有效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是人事编制少了,人事编制少了,在今天的人事制度下反而会吃亏。所以,学校很多重要改革,还是要受制于国家政策的支撑。如果教师进来都是人事编,都是大锅饭,不利于学校发展。近些年天津大学也辞退了一些考核不合格的教师。

  最难的当然是学校评价,它牵涉的面太多,也很复杂。它的难度突出体现在学校与社会如何有效联动。比如学生实习问题关乎对学校的教学评价,大学是非常重视的。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要加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部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但是国家整体运行体系中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予以落实。不能说国家不重视,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但是缺乏国家各部委之间的协调配合。去年政协会议上我也提了类似提案,最后又回到教育部。但这不是教育部的问题,教育部解决不了。2011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号文件),规定理工类的学生必须有1年以上去企业实习,但哪个学校做到了?做不到。教育部的文件,企业不一定支撑,要是国资委发文,企业就会配合。这里面还牵涉许多教育部门和社会部门联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落实。例如税收减免问题,实习安全问题,保险体系的健全问题等等。毕竟,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两者出发点不一样。这些问题,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财政部联合推行并发文,才能有所成效;光教育部发文,不管用,教育部单方面根本推动不了。

  《大学》:改革大学评价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刘书记:第一,关注评价方式。要实行分类评价。评价需要分类,要是不分类,一个标准就是不太合理的评价。从内部讲,对各种不同学校和教师,标准要有区分。高端人才和一般人才要不一样,教师和管理层要不一样,管理层和后勤保障职工也要不一样。比如不能把长江学者、杰青教师和一般教师同等评价。因为有的人把学术作为一项事业追求来做,有些人纯粹是由于利益和政策的引导与规定。从外部来讲,有不同指向的评价也是合理的。例如, 985工程3期的绩效奖励,就是一种很好的评价。万博manbetx官网曾做过的绩效评价,即投入产出的评价,也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继续探索下去的评价。因为这些的确是不一样指向的评价。高校投入多少个亿进去了,但到底效果如何,是应该评价的。所以,合理的评价是应该做的。合理的评价,科学的评价,古今中外,国内国外,都是在做的。

  第二,坚持立德树人,关注办学质量。但是,有些质量要素并没有在指标中体现出来。例如现在很多高校都在提倡育人为本,但真正落实的很少,因为这方面缺乏科学的指标体系。如果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有很大欠缺的话,那么,对德育为先的评价,则更加少而又少。哪些大学评价能很好地体现这个?各种评价都没有或很难涉及这些要素,那它们在现实办学中就更难得到关注与体现了,评价办学质量尤其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就可能落空。

  《大学》:分类评价的难点是分类标准的确立,也是难以达成共识的地方。实行分类评价时,会不会产生高校不认可分类的情况?

  刘书记:这就在于谁来分类了。我觉得,这个分类权要交给高校本身。不能是政府来分,一定是高校自己来认定。高校自己要办成一个怎样的学校,自己往哪个方向走,需要由高校自己来回答。高校要往清华北大方向走,还是往其他方向走,自己决定。政府来分类的话,学校会有意见。也就是说,国家一定要出台相关政策,即如何宏观上引导管理统筹这些高校,具体到分类定位上,让高校自己归属去。因为部长也好,司长也好,全国各地2000多所高校,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政府和高校各司其职,才能把事情做好。

  《大学》:当分类评价在越来越细化地体现高校的特殊性时,会否导致评价的类特征消失?

  刘书记:从纵向来看,可以根据学科分成综合、理工等大类;从水平方向来看,可以划分为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国内知名、国内行业特色等。关键看国家指挥棒如何去指挥了。如果国家和行业希翼高校发展,那同样,单科性大学办出全国最好的,也可好好支撑。如果国家不支撑,要解决重点学科,那就都去办重点学科了。可以根据政府和高校需要去开展多种方式的横向、纵向分类评价,但国家的顶层设计要做好。比如人才培养,以前大家开展的本科教学评估,北京大学和其他本科高校有什么差别?如果没有差别,怎么分出学校高层次,趋同化就难免,还可能出现造假,评价也就没有意义了。评价是指挥棒,可以推动高校发展动向及改革方向。

  《大学》:当评价与高校改革联系密切时,会不会增加学校负担或影响教师的正常工作?

  刘书记:作为教师来说,刚开始,可能会感觉添乱,也挺烦人的。因此,大家要提高管理水平。其实,平时教师给学生讲课、督导听课,对教师都有相应评价,不要老师参与的。发表的文章,在科技处和相关部门都有统计,都能查出来,不会给老师添加负担。但是,给管理部门增加了工作量,这个很正常,这就要提升学校管理效率和水平。能在管理部门做的,绝对就不要教师去干,让教师一门心意搞好教学和科研。

  现在我国的第三方评价,还不完善。但大家要逐步过

  渡到第三方评价这样一种模式,不过我国经济水平发展还不到那个阶段。从目前来看政府还是要主导,但同时要研究、要引导怎么建立评价的准入退出机制,以及对评价机构进行再评价等。有些机构不科学或做违法的事情,就要退出,有些还不完善但发展良好,就要支撑。如果大家一哄而上,都去搞排行榜,甚至把所在高校排在前面,那没有意思。带有合理性、规律性的评价,大家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不做了,肯定不行。大学评价,虽然难,还是要坚持做下去。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体系,离不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问制度背景,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等相适应,完全套用西方一套肯定不行。政府、高校、社会都要有所突破。光有外,不行;光有内,也不行。要深刻领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没有高等教育的支撑是不行的,大家迫切希翼那些不科学不合理的现状有所改变。

  《大学》:如何推动大学评价的有效实施?是通过政府评价还是第三方评价?

  刘书记:从目前来看,还是得政府牵头。现在我国的第三方评价,还不完善。但大家要逐步过渡到第三方评价这样一种模式,不过我国经济水平发展还不到那个阶段。同时,将国家强制实行的评价与高校自愿申报的评价结合起来。比如,办学的基本教学实验设备都没有,那怎么办学,必须强行推行办学条件评价。

  第三方评价需要相应的资质准入,如果谁都可以评价,搜查一点数据,就排名,肯定是不合理的,也不科学。网上随便弄个排行榜,既误导了学生和家长,也误导高校。因此,从目前来看政府还是要主导,但同时要研究、要引导怎么建立评价的准入退出机制,以及对评价机构进行再评价等。有些机构不科学或做违法的事情,就要退出,有些还不完善但发展良好,就要支撑。

  《大学》:您赞同大学自己来做评价排行吗?

  刘书记:如果大家一哄而上,都去搞排行榜,甚至把所在高校排在前面,那没有意思。应该由国家整体设计,先由政府主导,逐渐过渡到第三方评价这样的模式。

  现在最需要的是加强引导,如果不同的人,不排除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评价的不同看法,决策者犹豫了或怀疑了,大学评价的发展就更难了。带有合理性、规律性的评价,大家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不做了,肯定不行。我刚提到的目前高校发展中的一些难题,十几年了没解决,现在不去解决,再过十几年,不出台政策,那也还是不会自动解决的。大学评价,虽然难,还是要坚持做下去。

  《大学》:有人认为大家现在的评价带有很重的西方痕迹,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体系?

  刘书记: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体系,离不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问制度背景,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等相适应,完全套用西方一套肯定不行。但大家要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东西,它们很多规律性的、实践证明有效的东西,大家要吸取过来,然后结合大家中国的国情,制定一套指标体系。完全搬用肯定不行,另外开辟,也不现实。国外的也不完全就好,比如终身教职改革,也有弊端。我和国外的大学校长们交流,一旦教师们获得终身教职之后,工作就出现了不少问题,直接表现为有些终身教授不再努力工作。大家要学习它修正它,在它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符合中国情况的评价。

  《大学》:推行与完善大学评价,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刘书记:政府、高校、社会都要有所突破。政府要放权,否则高校想突破,自己突破不了,首先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再就是,高校内部一定要加大综合改革力度,根据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人才、对科技的需求,以及国际科技的发展趋势,加大人事分配制度等改革的力度,合理配置人才,合理制定政策。这个我觉得内部外部缺一不可。内外都要主动推动改革,综合改革的意义就在于此,都要动起来,都要一起去推动改革。光有外,不行;光有内,也不行。

  要深刻领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没有高等教育的支撑是不行的,大家迫切希翼那些不科学不合理的现状有所改变。作为大学书记和校长,如果大家都不反映和呼吁,其他人就更难了。要敢于追求真理,敢于表达意见,更要敢于担当。这也是一种突破吧。

  《大学》:感谢您接受大家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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