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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论证报告
【浏览字体: 】      发布时间:2012-03-31      来源:万博manbetx官网
   概况:本报告是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教育部委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开展的“‘十二五’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专题研究”的成果。本报告从理论上、实践上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上,论证了教育是国家应优先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扩大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将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民族地区教育和弱势群体纳入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提高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新目标。本报告不仅报送教育部和发改委,还寄给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求意见,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

  一、教育是国家应优先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来提供,旨在保障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所需最基本社会条件的公共服务。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根据国情国力,我国把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学问体育六个方面列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上述六个方面都是公共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而教育在其中性质最特殊、地位最重要、作用最突出,应当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置于优先保障和重点保障的范畴。

  (一)教育优先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认识和定位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对教育的重要性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大家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常识分子的数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也比不了的。”在邓小平理论的引导下,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大家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教育的基础性在于百年大计,人才第一,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的先导性在于教育着眼于明天,培养人才的教育必须优先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强国必先强教,教育必须先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出版的《学会生存》明确指出了这一变革趋势:“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教育的全局性在于不仅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进程,而且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从经济社会的边缘逐步进入中心,国家教育发展战略逐渐清晰化,从“略占重点”发展到“战略重点”,再提高到“优先发展战略地位”,逐渐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和一致行动。基于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明确要求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并尽快形成科学规范的制度。

  (二)教育既是社会福利更是社会投资

  19世纪以后,教育、医疗、贫困等不再被认为是公民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重大问题,帮助穷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认识逐渐流行,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维克多·雨果关于“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的观点,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承认国家对个人福利的责任,逐步建设社会福利。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被视为一般性福利事业,从补缺型公共服务扩大为普遍型公共服务,致力于建立起覆盖范围广、服务水平高的公共服务体系,并希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尤其是芬兰、瑞典等北欧高福利国家和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教育作为国民福利来对待,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陷入滞涨阶段,经济增长缓慢与社会普遍享受均等服务严重冲突,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和改革“积极普遍性福利国家”模式,提出了“社会投资型国家”公共服务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美英为代表尝试新的公共服务模式改革,不单纯将改革重点放在减少公共服务支出上,而是转向公共服务结构的调整和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一方面,仍然在公共服务分配上扩大社会福利,解决国民的社会基本生活问题;另一方面,加大了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的投资。这种改革把消极的福利制度转变为积极的社会投资,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使公共服务进入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教育投资是开发智力、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长远看,教育投资是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教育改变命运,常识消除贫困,教育和常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一个国家兴盛的持久在于该国教育系统能否为社会输送出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关于教育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收益测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计算出提高教育程度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超前并快速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已经被证明是实现国家经济超越和化解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对教育的投资。美国在金融危机之时,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总额达7 870亿美金的“刺激经济法案”,投向教育的经费达到920亿美金,其中,156亿美金用于增加联邦奖学金、130亿美金用于接济公立中小学中的低收入学生,122亿美金用于接济残障学生、21亿美金用于接济低收入的儿童。芬兰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之一,其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把教育放在首位,以高质量的教育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从20世纪70年代起,芬兰政府就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重要国策。教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列为第二位,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2008年度教育预算达到近69亿欧元,占政府预算总额的16%。

  教育投资是最有远见的投资。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宁可在别的方面忍耐一点,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并保持稳定增长。

  (三)教育列为政府公共财政主要支出已经成为国际趋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一些国家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践中,越来越重视将教育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发展的范畴。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根据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相继制定了本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发展战略。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进步,教育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覆盖面不断扩大。从19世纪40年代到“二战”前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注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推广;“二战”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教育公共服务呈现出“以义务教育为中心,向两头延伸”的趋势,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学前教育、部分职业教育和培训被纳入教育公共服务范围。

  教育公共服务的社会稳定功能、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功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政府投入教育公益项目,使贫困、残疾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纳入到教育公共服务范畴,通过教育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教育是社会投入,社会保障资金支撑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创造条件促进公民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要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直接给予利益”。因此,提供工作机会,投资人力资源,进行终身教育,创造良好环境,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教育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原有的福利投入需要转变成教育投入,这种理念的变化使得福利国家更加重视教育的作用,并扩大了教育公共服务的范围。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逐年提高,全球平均水平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4%增长到4.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显示,自1980年以来,全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稳定在4.7%— 4.9%,较发达地区为4.9%—5.1%,欠发达地区为3.8%—3.9%。

  (四)教育仍然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根据部分国际机构的统计,中等收入国家在基本保障方面的平均财政支出约占GDP总量的10.3%,而我国的基本保障财政支出比重只有5.4%。教育、卫生、住房、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五个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都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财政投入不足,限制了基本保障范围的扩展以及标准和水平的均等化。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教育投入所占的比重比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低得多。2007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3.32%,而2002年世界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4.5%,OECD国家为5.7%。2003年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达到4.1%以上。因此,到2012年实现4%还只是一个低水平的保障目标。

  从各地教育投入实际看,法律规定的4%教育投入目标和“三个”增长要求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薄弱学校不在少数,弱势群体的基本教育权利没有得到完全保障。

  教育既为民生之首,又是民生之基;既是社会福利,更是社会投资。优先发展教育是党中央贯彻始终的战略思想,更是新世纪新阶段引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条红线,因此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充分体现和优先保障教育服务。

  二、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应优先纳入的范围

  按照中央关于完善适应国情、基本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原则,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落实政府发展和管理教育责任。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范围适中、标准适度、保障有力,应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应包括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各个主要领域,既覆盖城镇,也覆盖农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一种常规的、长效的机制,政府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随着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强。

  党的十七大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实际上已经勾勒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应优先纳入的大致范围。

  (一)学前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论证

  学前教育奠定人生发展的基石,是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投资。接受学前教育既是幼儿的基本权利,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学前教育是各阶段教育投入中回报率最高的教育,受过良好学前教育的学生更可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对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对于减少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至关重要,同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美国“佩里早期教育项目研究”表明,国家每投入早期教育一美金,就能回报社会17美金以上。

  将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国际共同趋势。学前教育在各国都受到普遍重视,被视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和民族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纳入教育公共服务范畴,政府对学前教育实施干预并给予部分投入。许多国家把学前教育的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写入法律,并采取多种形式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或免费教育的范畴。政府财政投入是各国学前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群体和贫困地区是政府财政投入的着力点。

  将学前教育纳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势在必行。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明显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是教育体系中十分薄弱的环节,长期滞后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需要,城乡、区域差异巨大,已成为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教育协调发展最明显的短板之一。

  建立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时机已基本成熟。让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已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和迫切愿望,随着公共财政能力明显增加、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基本公共服务向学前阶段的延伸已是必然选择。上海、广东、甘肃等地已有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经验和探索。

  学前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可以农村先行,分步推进。优先将农村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确保农村学前教育的公平公益、普及普惠。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学前1—3年不等的学前免费教育。

  (二)中等职业教育纳入教育公共服务范围论证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就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要的一项公共产品,关系国家发展与民族进步;是新时期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手段,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必须由政府主导供给的一项公共服务。

  国际经验证明,政府若是优先保障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曲折的历史表明,只有当国家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可持续发展、充分就业、改善民生、社会稳定才能变为现实。职业教育公益性成为国家的理念和战略。澳大利亚认为未来繁荣与劳动力技能和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对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极其重视。英国认为重振英国经济,需要更加关注技能,职业教育成为其大力发展的领域。德国认为职业教育是经济腾飞和应对经济社会剧变的“秘密武器”,并成为联邦政府的职责,因此将高中阶段(年龄在16—19岁)的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美国认为今天教育的滞后会导致在明天竞争中的出局,放弃在教育领域的主导权就等于放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今天在教育上胜过美国的国家明天将在国力上超过美国,通过颁布一系列职业教育法案使政府将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根据“富国强兵”的需要,把创办职业学校作为教育的基本方针,制订了“职业教育综合计划”,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实现职业教育终身化和社会化。欧盟制定了“欧洲2020”战略,强力推进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与一体化。

  我国优先保障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当前环境已经成熟:首先,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代进入“后普九”时代,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解决职业教育这一薄弱环节成为必然;其次,从学问扫盲时代进入技能扫盲时代,学问文盲问题基本解决,技能性文盲问题日益凸显;最后,从学校教育时代进入全民终身学习时代,农民工转移培训和择业培训需求日益增长,学问素质、技能素质和职业道德远达不到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求,通过中等职业教育提高全民受教育年限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国家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责任。

  (三)民族地区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论证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分布在全国总面积64%的土地上。优先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有效途径。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是民族进步和繁荣的重要条件,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优先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是贯彻党的“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重要保障。

  少数民族群体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民族复兴运动,少数民族教育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各国普遍采取了不同措施以确保优先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明确了民族地区教育的社会公共服务属性,并实施了特殊的扶持政策,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以政策倾斜。如通过立法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受教育权利;采用“政府拨款”加大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划分“教育优先区”扶持民族地区教育;提供“补偿教育”改善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等。

  当前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十分滞后,仍然是我国教育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不能适应国家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民族地区教育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双语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要解决当前民族地区教育突出存在的问题,亟须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扶持,将民族地区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予以优先保障,才能实现民族地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四)弱势群体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论证

  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不只是全面性的公共服务,还需要对弱势群体进行一些补缺性的公共服务。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关心特殊教育。《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特殊教育应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第一,特殊教育是衡量国家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天然尺度,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使残疾儿童教育从慈善救济性质转变为国家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是体现残疾人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重要内容。特殊教育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特殊教育的公益性水平,是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国际社会和组织认为,特殊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是社会人权理念的体现,2007年,142个国家签署的《残疾人权利公约》说明各国认为残疾儿童教育应当成为基本的公共服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塞拉曼加宣言》(1994年)、《达喀尔行动纲领》(2000年)等国际公约也肯定了这一点。第三,发达国家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也证明特殊教育必须是公共服务才有效,这些国家通过立法保障政府承担残疾儿童教育的责任,还通过普通教育改革促进残疾儿童公共教育的发展,规定特殊教育经费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分担。此外,因儿童的特殊需要,很多国家残疾儿童公共教育年限比普通儿童长。随国力增强扩大特殊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保障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残疾儿童高中教育,残疾人初等、中等职业教育都应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将弱势群体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投资扩大免费教育的覆盖范围、以立法的形式和建立合理的资助体系等形式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将弱势群体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教育的现实需求。目前,农民工子女教育权益依然得不到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问题也亟待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问题主要包括:受教育机会有待改善、覆盖面有待扩展、资助数额有待提高、资助标准有待完善。保障弱势群体教育权益,将弱势群体教育纳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建立弱势群体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需要优先保障以下三个方面,即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受义务教育问题、继续扩大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建设规模、不断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五)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性,关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的复兴,对整个教育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和作用,是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重中之重。198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明智的决定,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创造条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最终明确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完成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真正转变。

  义务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是:教育年限逐渐延长,从4年、6年、9年到12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有关国际义务教育年限的统计报告,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义务教育年限平均为8.89年,中位数为9年。其中,义务教育年限最短的为4年,有1个国家;年限最长的为13年,有8个国家,占总数的4.3%。义务教育年限为9年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共有39个;其次是10年,共有35个国家和地区。两者合计为74,占总数的40%。实行12年义务教育的国家和地区有12个,占总数的6.5%。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有20多个国家提供免费教科书。日本自1969年起实施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从小学一年级至初中全体学生所用教科书免费供应,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美国提供免费校车服务,为低收入阶层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国际社会提出有质量的全民教育,缩小差距而趋于公平,各国政府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关注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日本、韩国多年实行“义务教育平准化”政策,所有公立学校经费均由公共财政支出,城乡学校一张图纸,校长和教师定期流动,既没有薄弱学校,也没有豪华学校。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尚未做到全覆盖、保障水平低发展不均衡。均衡发展是我国当前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国家义务教育基本标准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教育质量,建立国家义务教育均衡标准体系,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

  三、突出政府在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政府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提供通过市场提供不了或提供不好的公共服务,满足通过市场满足不了或满足不好的社会公共需要。由于政府部门要满足的是社会公共需要而不是私人个别需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载体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私人服务,由于公共服务具有不同于私人服务的三大特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所以,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是以公共权力而非利益交换为依托的,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十二五”时期国家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在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就需要更加突出政府在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教育服务体系建设,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提高统筹层次和实现制度统一等方面迈出更大的实质性步伐。

  (一)政府投入为主体

  在保证教育的基本财政投入之外,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公共服务的对象,基本原则是适应国情、基本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诸如提高义务教育标准,满足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对义务教育的希望与需求;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重视学前教育与职业教育;完善贫困生资助制度等。

  为国民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教育引入市场机制的探索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当前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强化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再次受到重视。

  着重在“体系”建设上下工夫,从公共服务的“要素”建设转变为“系统”建设,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眼于“能力”建设,提高政府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着眼于“均等”,保证公共服务的均衡和平等,实现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公道。着眼于“基本”,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优先解决“雪中送炭”,然后是“锦上添花”,形成梯次结构的公共服务,政府保障的是“基本”,使人民群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基本的保障。

   

  (二)中央政府为主导

  第一,制定政策,建立标准。根据一定时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结合政府的财政能力,选择教育领域若干与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的公共服务项目,就其服务数量和质量提出明确标准,建立全国及区域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城乡统一实施,实现服务目标,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服务标准,既要解决公共服务不够、不均的问题,更要防止公共服务过度、过奢的问题。

  第二,建立公共财政投入长效保障机制。这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保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所占比重,保证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幅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事权的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增加中央对省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第三,设置公益性项目。针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设立公益金项目,侧重义务教育,兼顾非义务教育领域。

  第四,开展监测评估。政府制定目标,还要对结果负责,政府必须对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或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开、透明,才能对政府形成硬性约束,以便落实、考核、问责、兑现。

  

[*]课题主持人:袁振国;核心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素、史习琳、田慧生、刘占兰、刘芳、孙诚、吴霓、杨红、杨润勇、彭霞光、曾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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